科学家对历史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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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到民国，从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到十年不安，再到带来曙光的改革开放，百年中国有苦难也有光明。熊卫民在本期沙龙为读者讲的是，从科学家身上来回看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特别是在上世纪的一些重大历史变动和变革，以及一些建设运动中，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是怎样来参加决策的。

他做的科技口述史研究在国内非常稀罕。有学者称他是“科技口述史第一人”。他目前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近期出版了新书《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在本期的沙龙，从这本书出发谈他所做的科技口述史研究，包括他理解的二十世纪中国与科学家，以及研究过程中的体会。

37号文化沙龙第7期

主讲人：熊卫民（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作者）

时间：2017年4月24日

现代科技史研究的兴趣缘起

一块基本未被耕耘过的领域

我是一个科技史研究者，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研究领域呢？首先是因为它的学术意义。从1949年以来，中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社会试验，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有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这些试验，一方面使得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在短期内建立了起来，在国防军工、国计民生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和成功的经验。但其粗暴、疯狂的程度也着实罕见。研究这段历史，对于世界科学史、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很有价值。

这个工作也有现实意义。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有人把现在的一些问题追溯到孔夫子或秦始皇那里，但是让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为当下的问题负责，是不太公平、不太合适的。我们往往无需追溯那么久远——追溯几十年基本就够了。总结前面几十年的历史教训，既有助于我们看清、解决当下的问题，也有助于避免类似的问题。历史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智慧。

《合成一个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 

作者：熊卫民

版本：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年10月

基于以上学术方面的考量和对现实的关怀，我选择了这一研究领域，进去之后，我发现这是一块基本没人耕耘过的领域。从宣传角度出发，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作品有一些，但严格尊重历史事实，严肃分析历史的学术作品极少。

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一是，我们国家古代虽然出过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诸多成就，对世界文明做过很多贡献。但进入近代以来，为世界科学做的贡献就不大了——我们本身成果不太多。二是比较犯忌。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必然涉及到很多历史人物，即使他们不在了，他们的子女、亲属、秘书、弟子等还在。褒扬这些历史人物当然是受这些利益相关人欢迎的，但若是做一个公正的分析，就可能涉及到对他们的批评。一旦批评，就可能带来很大的麻烦。还有，科学家在退休后可能愿意写一些自己所亲历或了解的历史，但他们往往不太熟悉大的历史背景，而那些熟悉大背景的历史学家往往又不懂科学技术，也不太愿意谈。

研究方法

档案文献加口述历史

我采取的主要是档案文献加口述历史的方式。从事现代史研究的人，做公开出版物研究的比较多，有条件阅读档案的很少，将档案文献研究和口述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作品，数量更是少之又少。我是努力将两者结合起来。

就科学史来说，科学史作品的作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家。他们对科研成果本身理解深刻，但往往对社会、政治、历史的大背景掌握得比较浅。另一类作者是历史学家。他们对社会、政治、历史背景掌握得比较深，但对科学成果本身的价值，尤其是前沿成果的价值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只有在权威科学家通过综述、回忆、访谈等方式对已有的成果进行过判断之后，历史学家才比较有把握。

口述历史是合作的产物，如果受访人、访谈人水平均高，双方谈得好，然后稿子整理得也不错，这样就可能兼采二者（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长。我比较重视口述史，常去访问科学家，包括一些科研管理干部，迄今已经访谈过上百位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干部。我希望做出一些好的工作，以改变学界对口述历史的轻视。

所做的研究题目

从重要科学成果到重大事件

既然进入的基本的处女地，我当然会选价值大、比较有趣且能查到资料的题目来做。它们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重要成果，如人工合成胰岛素、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我对这些上过教科书的重要成果做过一些研究。一类是重要人物，如邹承鲁、沈善炯、薛攀皋、范岱年等，我写过他们的传记。还有一类是重大事件，比如说粮食亩产万斤、消灭麻雀运动、超声波化运动、巴甫洛夫学习运动、大炼钢铁运动等等，我对此也做过一些工作。

《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

作者：熊卫民

版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在这三类题目中，我尤其重视重大事件。在1949年之后的约三十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有的运动是整人的，有的运动是做事，而整人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往往也还是要按照主事者的意志去做事。所以，做事的运动很值得关注，何况它们还经常涉及到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的人。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些运动，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管道化运动、煤气化运动、农具革新运动，等等都属于做事的运动。它们是国家建设中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运动、这些事情到底怎么开展的？国家做决策的时候，专家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普遍还不太清楚。我们如果把它弄清楚了，至少对于我们要预防类似结构的一些重大的、不明智的事情，是有借鉴意义的。

访谈故事

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干部普遍是真诚的

我访谈过的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干部普遍是比较真诚的。比如说，我曾经访问范岱年先生。他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遭遇了很多磨难，经历很坎坷，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可是，他并没有严厉谴责当年揭发、批斗他的人。与此相反，他对自己的过往有一些忏悔，譬如说他很沉痛地回忆起在肃反运动中，他曾响应上级的号召，揭发过一位所谓有历史问题的长辈。他所揭发的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对那位长辈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除他之外，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做过此事，可他却对此真诚忏悔。

熊卫民与受访人胡亚东研究员。

还比如说，我访谈的一些科学家在谈论自己的成果时固然眉飞色舞，在谈论曾经走过的弯路时，也一样坦然，并不回避。例如，他们就比较仔细地谈论了当年如何种“亩产万斤”田、如何进行“消灭麻雀”运动、如何进行“超声波”实验，如何搞土高炉炼钢等。

我一直怀疑，1949年后的许多荒唐事件都有专家在后面背书。譬如在消灭麻雀运动中，发动群众驱赶麻雀，让麻雀不敢落下来以至于累死的方法，就不是普通农民、工人能想出来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访谈当事人，果然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个著名的鸟类学家提出的。

再譬如土高炉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想得出来的。2013年我正好有机会访谈冶金学家傅君诏，我问了他这个问题，老先生就把他当时所经历、所知道的事情说了出来——土高炉就是他们学院的一位教授做出来的！

对于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一些享誉海外的一些人物，我的受谈人一方面肯定他们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谈论他们的失误和毛病。比如说，在我新出的《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中，就有多处谈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并涉及对钱学森的批评。读一读这些访谈，我们会对科学家有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印象。

我感觉到一些大的事情，包括好事和坏事，都不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对于历史上的蠢事，我们往往会谴责主事者、始作俑者，但往往都不是一人所能做出的，其链条很长，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参与，都有其责任，只不过大小有别而已。

这对于各行业的专家来说，是有些警示意义的。如果说有些事非某位专家所能阻止，但作为明事理者，他至少不要因为一点蝇头小利或者说因为自己平庸、乖巧，就把自己嵌入作恶的链条里。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

作者：熊卫民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17年3月

出生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科技知识分子，是那个跌宕起伏的世纪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熊卫民从2000年起做中国科技史的口述史研究，这本书收集了2003年至2015年所做的访谈，受访者包括邹承鲁、郑哲敏、施履吉等科学家，以及薛攀皋、罗登、李毓昌等科技管理者。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整理：沈蜜，罗东； 编辑：阿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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